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房價指數，我國主要城市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無法完成2013年初發布的房價控制目標，尤其是去年房價漲幅超過20%的一線城市。但是，從重點城市(如廣州、上海等)披露的數據來看，房價似乎并沒有漲得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得那樣高，如廣州國土局披露其房價在去年11月同比下跌5.5%(而國家統計局顯示其上漲20.9%)，上海在今年元旦披露其2013年房價同比漲幅僅7.64%(而國家統計局顯示其在11月同比漲幅達21.9%)，深圳統計的2013年1至11月全樣本房價上漲7.5%(而國家統計局顯示其11月同比漲幅達到21.0%)。

從數據看，兩者差距僅僅在統計方法上，地方政府通過“限價”、“限售”和“限簽”等行政手段來降低房價數據，以實際成交的數據來統計，而國家統計局則除了考慮實際成交數據外，還考慮了地方調控本地房價的力度、本地居民房價感受、以及本地是否有“地王”出現等因素。

目前，媒體均在報道“未達目標城市是否會被問責”，而且大都從破除土地財政、樹立政策公信和長效機制構建等高度提出行使問責的必要性。可以說，國人和媒體都在拭目以待。鑒于今天樓價已成了國人最敏感的痛點，如若采納地方公布的數據，相當于變相承認了地方政府在“做數據”的合理性，不僅否認了國家統計局披露信息公信，也與國人的實際感受大相徑庭。為維護信息披露的統一性和政策公信力，控制房價的民生工程屬性，中央政府對地方問責是必需的。

但是，房價控制不力的責任是否在地方政府，卻是需要深思的問題。在中央政府看來，責任毫無疑問在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早已有之，而且在房地產領域體現得尤其顯著：樓市每有下滑之勢，地方托市行動此起彼伏、五花八門；而在樓市上漲時期，地方則變相抵制中央的調控政策。例如，2008年國家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政策，在地方被泛化為對投資需求的支持；“十二五”期間3600萬套保障房的供應，在某些地方被演化為“濫竽充數”、“以次充好”的數字游戲，甚至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事業機構借機集資建房的好機會；地方財政支出不往公共服務配套投，反而政府辦公大樓建的一個比一個氣派；強有力的“20%個稅政策”在地方被百般變通而落空。所有這些，不僅造成有效的調控政策得不到執行，需求無法滿足和分流，房價上漲壓力越來越大，而且長效機制難以建立，最終的社會和經濟風險都甩給了中央政府。

就以2013年為例，這一年全國土地出讓金將超過2010年的3.1萬億創歷史新高，這應該是2013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最大特征。搜房網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45個重點城市除西安、海南外共誕生了67個總價或單價地王。甚至在9月25日的房地產用地管理和調控座談會上，國土資源部明確要求“務必做到年內不再出地王”，可就在主管部門喊話的第二天(9月26日)，南京和珠海接連掛出了“雙料地王”。不僅如此，在國土資源部發布“地王禁令”后的兩個月內，全國45個重點城市中有15個城市出現年度單價或總價地王，8個城市刷新地王紀錄。

土地出讓金創新高、地王頻出，不僅大大助推房價上漲并沖擊老百姓的預期，而且更加深了各界對于“土地財政”依賴的判斷。這不，2014年的房價上漲又有了驅動力了。這從各大機構對2014年的判斷可見，而近期披露的各地規模大、期限錯配、土地依賴的政府性債務難題也是最好的注解。如若地價和房價下跌，誰來給地方政府買單呢？而這天價的地王和巨額的土地出讓金中，地方政府用于反哺民生(保障房、醫療教育和社保等)的又有多少呢？土地出讓金凈收益10%用來建設保障房的規定喊了快10年了，有多少城市達標了呢？各地社保存在不同程度的“空賬”，但土地出讓金在預算外循環則無法得到控制。房地產的這些頑癥，不僅致使調控失效，而且對政府治理和社會穩定有極大的負面沖擊，這是中央不滿地方調控績效的根源。

當然，地方政府也有一肚怨氣。一則，房價上漲的決定因素，很多是體制性的，如下游房地產市場化受到上游土地市場化改革滯后的影響，造成供給不足的常態；分稅制減少了地方政府財源，而事權卻有增無減，不依賴土地和房地產怎么辦？義務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責任不在地方，而應在中央；改革開放以來年度貨幣供應增速在20%左右，對于資產價格的推動可想而知等等。2013年房價之所以上漲，上述體制性制約的推動應是主要原因，而這些制約因素在短短的一年內怎么可能消除呢？二則，為了控制房價上漲，各地政府在2013年采取了限售(高價盤不準入市)、限簽(已入市樓盤不給網簽)、限價(規定上漲幅度，甚至是零漲幅)等行政措施。假如從各地市場的實際成交數據來看，2013年的房價上漲幅度事實上確已大幅度下降。

現在看來，單拿地方政府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兩者的差距反映的是不同的統計方法，或許都反映了問題的一個側面。試想，每套住房的屬性都有差異，即使是相鄰兩套住房之間，房價統計要做到代表性強、貼近老百姓的主觀感受，在國際上也是很大的難題。若上級部門以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為標準來對地方政府實施問責，其背后的真實意圖，筆者判斷可能含有對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偏離公共財政職能的不滿和糾偏意圖。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土地財政并非在發揮城市建設和公共服務產品融資職能，而更多是從有利于提升GDP政績、爭取地方政府經濟利益甚至是地方政府責任人利益的角度出發的，遂使得房價越來越高、房地產市場距離民生屬性越來越遠，乃至影響了經濟轉型和社會穩定。由此，筆者認為，現在需要做的是，在問責地方政府的同時，也要傾聽地方的聲音。畢竟管理房地產的大量工作主要在地方，為激勵地方政府主動去控制房價，還需從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政府職能實現的手段、中央和地方公共財政職能劃分、財稅體制改革和預算管理等方面入手。

(作者系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