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今年以來，中國重點著手金融部門資產負債表的清理，可以說，化解銀行體系內的壞賬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降低金融運行風險的核心和關鍵環節，但是究竟采取何種方式更有利于那些不良資產處置，則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

銀監會發布的監測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5395億元，不良貸款率為0.96%。盡管從賬面數據來看，不良貸款占總資產的比重并不高，甚至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不良貸款率都在可控范圍內。然而，問題在于中國很大部分的不良貸款是隱性的，許多隱性不良資產并未涵蓋在內，可能導致不良貸款率被大大低估。

一是當前許多銀行的表外融資新增規模超過表內信貸新增規模，表外融資風險具有隱蔽性和不確定性，如果出現理財虧損無法償還，銀行為避免聲譽上的損失，可能會動用表內資金來償還理財資金，使表外風險轉移至表內，并最終導致不良貸款率大幅上升。

二是基礎設施信貸資金量大，風險易暴露。眼下受地方政府平臺貸款質量波動、房地產貸款質量波動影響，部分銀行撥備壓力逐漸增大，資產質量波動反過來又影響銀行的利潤留存能力。因此，為維持資產質量的穩定性、解決不良貸款上升和撥備覆蓋雙高的局面，銀行業正在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而一旦出現銀行資產質量大幅惡化的小概率事件，也不排除銀行集中向資產管理公司轉讓剝離的可能。

三是受產能過剩以及高負債企業拖累。過去幾年銀行信貸大都流向了傳統基建行業，然而，近兩年一向貸款大戶的鋼鐵、電力、制造、地產相關產業恰恰是此次壞賬準備增加的“重災區”，這勢必影響銀行的資產質量，推高銀行不良貸款率。

金融壞賬將繼續向債務轉化，處置銀行不良資產形成的新形式的或有負債。根據中國社科院估算，銀行不良資產從2000年的21731億元下降到2010年的4336億元，與此同時，處置不良資產形成的或有負債卻從2000年1.4萬億元上升到2010年的4.2萬億元。歷史上，我國大規模處理不良資產大致有三條渠道：

第一條是財政注資渠道。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僅為3.71%，遠低于1998年巴塞爾協議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且存在著巨額不良資產，為此，1998年國家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以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即工行、農行、中行及建行的資本金大，但增加了財政負債。

第二條是組建資產管理公司渠道。1999年，國家成立了信達、華融、長城和東方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承接對口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1999~2000年從四家銀行向資產管理公司剝離近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然而，相關數據顯示，2006年，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對上述不良資產的加權平均資產回收率不到1/4，實際損失為1萬億元左右。

第三條渠道是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渠道。人民銀行曾多次行使最后貸款人角色。事實上，央行承擔了大量的準財政功能，再加上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缺位，央行肩負著金融穩定與推動改革的雙重任務，最后貸款人職能被放大。1998年不良資產處置時，央行通過購買資產管理公司債券，發行金融票據等方式雖然承擔了銀行壞賬，卻明顯惡化了央行資產負債表，并帶來政策性風險。

實踐證明，不良資產處置和核銷的確是一個大難題。次貸危機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的資產減記規模相當于其GDP的13%，布什政府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以及奧巴馬政府的金融救援計劃實施總規模達2.2萬億美元，其結果是大量美元資金從美國金融機構和一般性債券與金融產品中轉出，轉為存放在美聯儲和投資于美國國債，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規模急劇膨脹，杠桿率不斷攀升，也就是通過央行的高杠桿率來支持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但是問題資產至今仍趴在美聯儲賬上，只不過是在不同部門之間進行了轉移而已。

前三條渠道都有很大的負向成本，還有沒有其他渠道呢？當前，也有觀點主張將“不良資產證券化”，而這也被視為更可行、甚至是更符合未來大趨勢的渠道。商業銀行通過將不良資產出售給特設信托機構等，將一部分高風險權數的資產清除出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并在次級市場上出售，在不增加負債的前提下，通過出售不良資產證券，銀行就可獲得部分資金來源，從而增加資產的流動性。

然而，不良資產證券化也存在較大風險。與美國主要是抵押貸款不同的是，我國商業銀行有一些不良資產是不能收回的貸款，其中許多是沒有擔保的，而如果國家強制商業銀行提供外部信用增級或購買債券的話，實際上導致了風險擴散風險。可見，如何建立起成熟的資產信用評級市場，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形成風險隔離機制是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首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