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騰沖縣“盜版《新華字典》事件”還沒淡出公眾視線，廣東、海南等地竟又發生違反教育部規定頂風調整中小學教材的事件。此類無視學生根本利益的行為令人驚詫，而事件背后的肆意妄為尤須引起足夠警醒。 新華社發 趙乃育 作

新華網北京７月１４日電（“新華視點”記者劉元旭、傅勇濤）近日，教育部緊急叫停海南、廣東江門違規調整中小學教材行為，但卻難以擺脫權力尋租和壟斷保護的輿論質疑漩渦。

早從２００１年開始，我國就順應世界趨勢和現實需求，著力打破“大一統”的教材壟斷格局，推行教材多樣化建設，以期激活“百花齊放”的競爭活力，增加教材選用時的靈活性和激發教材質量提升。

然而，理想雖豐滿，現實卻骨感，好經屢屢被念歪。為何一些地方頻頻出現類似違規事件，不惜犧牲教學質量和師生權益？教材市場爭奪戰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利益博弈？

權力插手市場　利益干預競爭

距教育部下發關于“２０１３年秋季學期各地仍沿用２０１２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通知還未滿月，海南省、廣東江門市對學生教材予以大面積更換。雖然兩地違規更換教材的行為及時被叫停，但公眾追問并未停止：違規鬧劇背后，是否存在權力尋租、利益作祟？

公眾的質疑并非杞人憂天，大規模更換教材版本的事件也不止一次發生。部分地方檢察機關查處案件情況顯示，教材出版發行已成為商業賄賂多發領域。

“教材是一塊‘肥肉’，出版商在每個省都安排專門人員甚至團隊跑關系，使出各種手段對相關領導進行公關，想盡辦法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廳的一位工作人員透露說。

北京一位資深教材出版人士也坦言，僅中小學教材一項，每年市場規模就高達３００億元。每一次教材更換，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錢開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門選用教材”，是教材出版界的潛規則。

“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為把教材打進某市，一次拿出２０多萬元給當地教育部門，結果該地區教育部門領導不顧教育部不許中途更換教材版本的指令，一個學期內就把一至九年級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換成了代理商推銷的教材版本。”知情人士透露說。

“教材選用上行政干預過度。”教育部西南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說，一些地方教育部門隨意調整已經選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教材選用委員會權威得不到保障，部門或個人從中撈取好處。

“教材選用必須要以保證教學質量和師生權益為前提。”２１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盡管進入目錄的教材已經過教育部篩選，但質量和服務仍有高低之分，如果因為利益驅使指定教材，破壞了“優勝劣汰”和質量競爭法則，對于教材和教學質量也有消極影響，是極其不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