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國際資本看空中國似乎又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看空者是美國投資家查諾斯。繼2010年宣稱“中國房地產正踏上通向死亡的跑步機”、“中國的泡沫是一千個迪拜的總和”之后，最近他又在一份長達19頁的演講稿中，將看空中國的聲調提到了最高，甚至直言中國將發生經濟危機。

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已出現了好幾波看空中國的高潮，較近的一波出現在2001年，以美籍華人學者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為代表。當然，看多中國做多中國的力量也從來不弱，甚至是主流，如金磚四國論。只不過這些看好做多的言論被我們視之為當然，甚至全然不察，相反，看空言論顯得尖銳刺耳，故而常引起人們的激烈反應。

目前來看，這場預測之爭以看多派完勝、看空派完敗而告終。依吉姆·奧尼爾這類看多派行事的投資者過去十年賺得盤滿缽盤，看空者則白白錯失本世紀來最好的海外投資機會。

十年前，看空中國經濟方面的理由主要有：毫無生命力的國企、極高壞賬率的銀行、難以解決的失業、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入世將擊垮國內多個產業，中國將出現持續逆差。

然而十年之后，除貧富差距繼續惡化之外，其它幾個問題并沒有朝預測的崩潰方向發展，而是出現了令人驚嘆的逆轉。如今，國企已成為兇猛的盈利動物，而大型國有銀行也從全面技術性破產的絕境中走出來，變成全球盈利能力最強的金融機構。至于加入WTO沉重打擊中國經濟的預測，更是被證明完全相反，入世之后，中國的制造業不但沒有垮掉，反而展現出強大的競爭力，持續逆差的局面根本沒有出現，相反，我們卻被順差過多所困擾。不論是在當時，還是從今天往回看，中國崩潰論者指出的問題的客觀性和嚴重性都無法否認，但為何這些嚴峻問題后來沒有如預測的那樣演變成中國經濟的全面崩潰呢？

在我看來，中國崩潰論的預測南轅北轍，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為化解尖銳矛盾提供了最大的空間。有利的人口結構、低級化的產業結構和相當低的城市化率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空間，而這種巨大的增長潛力只要部分實現，就能夠為解決當時的存量矛量提供緩沖余地。

比如說，當時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高達40%~50%，處于事實上的破產狀態，但通過削離、上市融資以及作為分母的信貸快速增長對作為不良資產的分子的稀釋作用，這些徹底無望的銀行重新恢復了健康。在這一過程中，易于做大的分母為解決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條件。再比如，中國當時產業結構低級化，而當時全球網絡信息產業正處于興起之中，這些相對高級產業的出現，催生了一個重大的增量產業，從就業、需求、稅收等方面給解決存量產業矛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避免了整體經濟的崩潰。

二是低估了中國政府的改革決心和市場的強大力量。為了國企脫困，政府推動了有力的市場化改革，改革見效需要時間，但其造成的沖擊卻立即顯現，回過頭看，如果當時改革在壓力面前半途而廢，中國經濟可能就真的已經崩潰了。但只要決心不變，時間會越來越站在改革者一邊。顯然，崩潰論者對當時中國政府的改革決心沒有充分的認識。

再比如，入世會嚴重沖擊中國經濟、甚至會對農業和部分制造業形成致命打擊，這種看法當時極為普遍，但后來事情的演化卻讓人們大跌眼鏡。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數人都沒有看到市場化的力量。

入世的直接結果是中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量外資流入，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經濟體系的彈性大大增強。本世紀頭十年的中期之前即已形成了“三三格局”，即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各占三分之一的局面。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具有更強的市場適應能力，在入世后，它們的機制優勢和中國低成本勞動力的大環境相結合，迅速地增強了中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而原來的國企，在改變僵化的就業機制之后，市場適應能力也大大增強。改善了的所有制結構和整體經濟市場機制的增強，為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基本條件。在后發效應之下，中國勞動生產率上升速度比主要貿易伙伴快，加上很長一段時間匯率保持不變，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呈現出非常強的競爭力。

第三，西方分析家很難理解中國民眾的承受力。回過頭來看，國企和銀行改革的成本絕大多數是由民眾支付的，民眾的儲蓄通過如下幾個渠道對改革進行了支持。

一是通過扭曲性的資本市場為國企脫困輸血。1998年，全國國企利潤總額只有124億元，如扣除補貼，可能是整體虧損。中國資本市場一開始就定位于為國企脫困服務，在相應的政策配合下，大量瀕死企業獲得了資金，從而降低了負債比率，改善了資本結構，暫時緩解了就業矛盾，為避免經濟崩潰贏得了時間。但是，投入資本市場的儲蓄未得到相應回報，相當規模資金充當了無償援助的角色，一個正常健康的資本市場是不可能以這種方式為國企改革支付成本的；二是銀行不良資產削離以及隨后的外匯儲備注資，事實上是擴張基礎貨幣，而造成的隱性或顯性通貨膨脹，等于是民眾為隱形支付了一部分成本，除銀行外，證券、信托、期貨都曾經歷過全行業的潰敗，在整頓過程中也是這種方式由民眾承擔了大部分成本；三是為了給銀行“造血”維持的高政策性息差，削奪了民眾存款利息。股市、通脹、存款低利率三個渠道為避免經濟崩潰作出了多少貢獻很難精確計算，但無疑在萬億數量級。

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部分就是民眾支付改革成本的結果。而大多數人避免了絕對貧困，民眾才有較強承受力，而之所以避免了大多數人的絕對貧因，又可以追溯到前述的大背景，即中國經濟所處的特定階段為經濟增長創造了最有利的空間。

崩潰論者正是對上述三個重要方面缺乏足夠的認識，導致了預測錯誤。這告訴我們，脫離一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社會環境，單純進行經濟指標的橫向比較、預測，有很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