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長周小川先生4月9日在溫州表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要點和重點在于“減少管制、支持創新、鼓勵民營、服務基層、支持實體經濟、配套協調、安全穩定”。這是概括性表述，沒有指出溫州金融改革的未來具體指向。沒有人不知道，市場是摸索出來的，不是官員或者監管者指定出來的。

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是對中國金融市場化的又一次考驗。此次改革與上調或者下降存準率等技術手段不同，改的是基本資源配置方法，這是中國金融業的又一次根本改革。目前不是要不要改的問題，而是中國轉型期必須要尋找到相匹配的市場化融資方式。圍繞溫州金融改革，有三大疑問。

第一，利率市場化會否增加壟斷？

有人擔心，由于我國大型金融機構已經卡住金融市場的咽喉要道，在融資、網點等方面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一旦放開利率浮動區間，大型金融機構將憑借先發優勢加強壟斷地位。這樣的擔心是杞人憂天。不放行民間金融，我國銀行業已經形成了壟斷利益格局，放開民間金融或者利率市場化，壟斷溢價競爭將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進行，不可能落到中小金融機構的頭上。

小貸公司有自身的生存方式，他們的競爭對象不是大型金融機構，而是同類機構以及以往泛濫于地下的灰色金融。小貸金融機構服務的對象、盈利模式與大中型金融機構不同，他們服務的是當地小微企業，利用的是對當地信用熟悉背景下的成本優勢。利率市場化并不意味著利率的一味上浮，而是根據企業的信用上浮或者下調利率。

中國的金融已經形成嚴密層級，最上層級是大型金融機構，中間是各地商業銀行，下層是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等。各地商業銀行大舉擴張，趨向與大型商業銀行同質競爭，而小貸公司等面向當地小微企業，目前小貸公司5000億元左右的融資額是小微企業融資困境的真實寫照，與2011年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54.79萬億元相比，屬九牛一毛。當然，溫州完全可以通過產業基金、天使基金等方式化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小貸公司并非唯一出路。

第二，增加牌照后會不會增加小貸公司困境？

目前擔任廣州花都萬穗小額貸款董事長的張化橋先生有此擔憂。按照張化橋的理解，中國有2000多個縣，4000多個小額貸款公司，意味著平均每個縣級單位有2個小額貸款公司。他說，再過兩年，中國小額貸款行業很可能會有10萬張牌照。“這是很悲哀的。出現了很多很多弱不禁風的，效率很低的阿斗是沒有用的，這對行業是致命性的打擊。”當小貸公司增多后，競爭激烈了，回報率卻差了。回報率差了，大家就會做壞事抄近路去彌補，彌補監管和政策措施導致的回報率下降。因此，市場不需要更多的小貸公司牌照，而是需要更多的市場化政策。

小貸公司身綁數道繩索，在歧視下或走向旁門左道，或者茍延殘喘。小貸公司的融資渠道，小貸公司壯大之后化蛹為蝶的控股權旁落，小貸公司的高額稅收，都是政策歧視的產物，而不是競爭帶來的結果。小貸公司背負的紅字、生存環境惡劣并不是因為競爭者過多，而是被塞進狹小的空間內無法正常生長。無論是票號、錢莊還是上世紀20年代中國民營銀行黃金期，競爭激烈從未妨礙金融機構的成長，最后擊垮金融業的是實體經濟的崩潰、惡性通脹和官商勾結、軟弱的政府向外資銀行輸誠。

第三，放開民間金融后會不會更趨混亂？風險更難控制？

確實有前車之鑒。在2000年前后民資進入銀行業的大討論中，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吳曉靈提出，“究竟什么是民營銀行？民營銀行能夠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嗎？”20世紀80年代，銀行業開始對民營資本開放，成立了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最終釀成了巨大風險。此次討論后，中國走上了以剝離、注資、上市的大中型銀行市場化改革路徑。

穩定大銀行、通過證券市場向大銀行輸血并不意味著市場化，而意味著風險的轉嫁。而民間金融包括高利貸如尼羅河般定期泛濫，一再提醒我們，閉目塞聽將民間金融掃地出門并不會減少風險，相反會造成風險不受控制集中爆發。與其實行鴕鳥政策，不如直面現實，將民間金融納入監管體系，實現陽光化與規范化發展。

小微企業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金融模式？溫州的改革會給出答案，可能是完備的股權投資鏈條，可能是小型金融集散市場，可能是無數小貸公司。總之，不可能是號召或者行政命令下的產物。

金融業要減少管制，實行關鍵管制，要鼓勵民營，讓市場說話，圍繞溫州金融或者民間金融的疑問，只有通過市場選擇，才可能一一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