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可以走第三條道路

到底怎樣讓中國的市場經濟健康成長？針對中國國企未來的發展方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勢成水火。 3月18日，張維迎先生表示，很難想象在國有企業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地位的情況下，中國能夠進入真正的資產經濟，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一個主要障礙之一。“大量國有企業，尤其中央的國有企業都已經上市，他們的股票都有價格，可以通過市場轉讓這些股份到非國有部門和個人，也可以通過像英國那樣半轉讓、半贈送的辦法分給普通的老百姓。” 3月21日，華生先生表示，如果分掉央企，這些巨型企業將落入原高管家族與官僚權貴手中，早前改制的中小企就是活例子。 我們絕對不應該忘記為什么會從國退民進走向國進民退，2004年前后有那么多人一呼百應反對當時的市場化改革，深刻的反思是，改革過了利益均沾的階段之后，少數人得利而多數人承擔成本，在國企私有化的過程中，確實出現了權貴利益集團肆無忌憚剝奪民眾權益的現象，在做低企業資產后低價收購，這是掠奪的過程，而絕非健康的私有化過程。 筆者前兩天到了一個中等城市，當地的某個老字號企業被公司高管收購，這些既得利益者以低廉的價格收購企業，卻不思進取尸位素餐，員工權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這樣的私有化過程當然會激起社會的強烈反彈。張維迎先生所提出的分股方式，前蘇聯已經實行，結果卻是權貴以低價收購股票，在極短的時間內在重要行業形成寡頭壟斷，導致社會民粹思潮橫行。 難道我們進入了惡性循環，不是往權貴資本主義路上走，就是讓低效國企盤踞市場，而后以灰色收入、財富世襲的方式逐漸掏空國企資產？這是對民族性與人性的深刻不信任。以國人逐漸恢復的理性、客觀與越來越公開的博弈平臺，中國可以走第三條道路，向公平的市場經濟改革。目前良性轉變已經初現端倪，民生社會、消費社會與近3年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大幅提升，正是公平市場社會的風向標。 國企以股票的形式分給國民以后，到底是會走向權貴資本主義，還是走向民生、共享的公平社會，取決于制約因素。兩大制約因素一是信托責任，二是法律救濟底線。國企私有化的過程，需要兩大左右護法，一是建立信托責任社會，每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二是建立基本的法律救濟底線，當弱勢階層受到侵害后，可以通過底線救濟獲得公平。 缺乏信托責任是缺乏健康市場、尋租集團利益板結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證券市場而論，在新股發行過程中機構可以用人情價消解詢價機構的公平性與有效性，而在PE市場中，則以券商直投的方式使PE成為無風險的利益輸送。詢價不必為自己的報價負責，券商不必為自己投資的公司真正盡扶持考察之責，所有的專業誠信公司只能靠邊站。上市之后，將所有的尋租收入一一套現。如此下去，中國證券市場不可能出現市場化的準確定價，而除了尋租公司之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風險投資公司，更不必說天使投資、種子基金等風險投資公司。 目前證券等市場的改良，著眼于建立信托責任機制，一些券商的直投部門被解散，是大好消息，延著這條路線走下去，中國的證券市場將逐漸建立公平市場的根基。更值得關注的是，對農民土地資產收益權的保障，將使中國不通過激進的土地私有化而獲得原始積累，這么做既是穩妥的、符合現實的，也最終向統一的公平市場邁進。 在私有化過程中，弱勢群體的利益難免會受到侵害。此時，通過制度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是第一步，如在股改時建立類別表決機制，普通投資者第一次可以用手投票，而不是無奈地用腳投票離開市場。股改后取消類別表決制是一個倒退，是對強勢集團的綏靖之舉。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刻意取消網絡投票，加大股東表達意見的成本，是對普通投資者權益的嚴重損害。 如果制度設計仍不足以阻止侵害，獨立而公平的法律將是最后一道防火墻，無論是民事賠償機制還是集體訴訟機制，都是對公民利益的保護。沒有獨立的法律，則司法救濟將成為泡影。 最后要強調的是，以誰的利益為主、基本的底線是否存在，是私有化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為什么我國臺灣地區的土改能夠成功？走入田間地頭的高官，苦口婆心勸農民不要賣地的政府，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讓農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的改革不會失敗；為什么俄羅斯的私有化遭致強烈抵制？當以往的政府官員與前國企掌門人搖身一變，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這樣的改革必然失敗。 中國國企應該退出競爭性行業，大多數企業有必要私有化，但私有化穩妥推進，為了達到健康良性市場的目標，從現在開始培育信托責任機制，建立相對公平的法制社會，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