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現在搞改革則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約。如果只是根據這個利益格局決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進行下去。不能因為難，就把改革束之高閣。”這句2012年年初在政界引起極大關注的話，出自現任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之口。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自然屬于中國的“先富”地區。汪洋所“提醒”的，其實是現實問題的一個縮影--如今，GDP總量全球第二的中國已站到改革開放的第35個年頭，接下來如何將改革這一主題深化，顯得非常迫切。

“十二五”第二年，在“穩中求進”的宏調主基調背后，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幾成定局，但這一“中速增長”的預期正被多方看成是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向縱深推進的絕佳契機。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2012年重要領域的改革要有“新突破”。或許正因如此，年初，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舉措便被提上日程，比如農業科技改革、房產稅改革、電力體制改革、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稅制改革、公款消費改革等等。

但一個不太理想的現實是，近些年的多項改革遭遇了難題，甚至正陷入一種怪圈：教育改革，越改越走樣；醫療改革，越改越離譜；個稅改革，越改越復雜；公車改革，越改越被動；水電氣改革，越改越漲價……

由于非但沒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原本的現狀甚至都受了負面沖擊，這使得部分普通老百姓對諸如此類的改革產生了恐懼感。由此，一項新的改革在推出之初便屢遭質疑的情況，早已不鮮見。

質疑的聲音不只來源于普通老百姓，還來自于堪稱中國智庫的經濟學家們。以吳敬璉、張維迎為首的部分學者甚至一度唱出“改革停滯論”。

吳敬璉曾多次發出警示，中國須防止改革主導路徑被鎖定，須防止“政府主導型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蛻變為權貴資本主義。

張維迎也強調過經濟領域的“掠奪性行為”。他稱，這表現在某些地區或領域的不公正的“國進民退”、官員打著國企等名義強行入股（民企）等。

這是何等的尷尬？過去的30多年，正是改革這架發動機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但如今，改革恐懼癥苗頭初現，無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如果要追問導致這種“尷尬”的原因，答案恐怕正是汪洋所說的“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約”。

由于一些改革正是“根據這個利益格局的取向”來決定的。所以，最終的成果只屬于占少數的利益群體成員。

在實踐中，這種利益格局的制約主要表現為：

一、對改革設計的制約。這些年，政界和學界都在強調“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但實際情況不容樂觀。以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為例，由于設計時考慮不足，部分物流企業的稅收不降反增，這無疑與“減稅”的初衷背道而馳；即使如網售火車票這樣一次“小型”改革，在兼顧農民工利益方面似乎也顯得不周全，最終使這些弱勢群體在一張火車票面前更加無助。

二、對改革爭論的制約。縱觀歷史，每一次的成功的改革都伴隨著百花齊放式的爭論。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圍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的爭論，還是90年代初期，圍繞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爭論。事實上，本世紀以來圍繞國企、醫療、教育、住房、貧富差距等問題的改革也一度有過很多的爭論，關于國企改革的“郎顧之爭”就是鮮明一例。但到了最近幾年，由于既有利益格局中的權利趨于集中，爭論有式微跡象，“一言堂”的情況卻有增強之勢。

三、對改革執行的制約。這是縱深推進改革最大的難點所在。以往不成功的改革，往往不是缺方法，而是決心不大，力度不夠。這一難題目前仍不見大的改觀：比如資源稅改革，近期國家提高了油企暴利稅起征點，這被指變相補貼，一度引發資源稅改革倒退的質疑；關于反壟斷改革，曾因“首次對國企亮劍”而被寄予厚望的電信聯通發壟斷案，卻在一場和解中漸趨平靜；一些地方性的改革舉措更甚，往往淪為了雷聲大、雨點小的“口號式”改革。

2012年，改革已完全進入深水區，如果要細數這一年之于的改革時間意義，那么最值得紀念的事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20周年。

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南巡時講到，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他說，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事業。

現在，當時間的指針指向一個全新的時期，改革不僅需要更為系統的設計、更多的爭鳴、更大的決心和勇氣，還需要重溫一下那個時代的“大膽嘗試”精神。

一場大型的改革舉措往往從一場不起眼的試驗開始。這樣的思路，過去可行，現在依然可行。比如對大學教育的改革，不妨從南科大開始；對壟斷國企的改革，不妨從“控官”開始；對公車制度改革，不妨從“領導擠公交”開始；對鐵路體制的改革，不妨從高鐵開始；對經濟結構的改革，不妨從打破“以GDP論政績”的游戲規則開始……

長期看，要打破利益格局的制約，讓更多普通人真正得益；短期看，需用一些實質性的舉措，重新提振公眾的信心。這或許是根治改革恐懼癥的不二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