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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今年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確定性——歐債問題再次傳來了不祥的聲音：標普13日宣布對歐元區除希臘以外9個國家的信用評級下調，其中包括一直持有最高3A級的法國和奧地利。筆者暫且撇開美國信用評級公司與歐洲各國政府之間的口水戰，分析在接下來的“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新一輪博弈中，歐債問題的發展會讓世界經濟出現怎樣的變化？中國經濟又會受到哪些牽連？

歐債危機會否引發流動性危機

首先，令人最擔心的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否會觸發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危機，并由此導致歐洲銀行體系違約事件、歐元暴跌而引起國際貨幣體系動蕩問題。

事實上，隨著歐債問題的惡化，以德法為首的歐元區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致同意啟動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來建立確保歐元機制穩定。為此，通過擁有最高3A級的發達國家的信用水平，為信用評級較低、缺乏獨立融資能力的債務國家提供擔保和低成本的資金援助。本來，在這次信用級別下調之前，EFSF能夠拿出最大規模的資金額度是4400億歐元，現在由于法國和奧地利的“出局”，估計政府擔保能力會下降到2600億歐元。歐債問題已經從原來小規模的希臘延伸到經濟體超大的意大利。一旦意大利等債務大國陷入孤立無援的違約境地，歐元區出現的風暴，一定會超過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厲害程度，必然通過貿易、實物投資、資本流動以及市場信心等各個渠道，重創世界經濟的復蘇格局。

其次，歐洲銀行業的資產結構，在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的繁榮過程中，更多地集中在歐元計價的資產上，從而導致它們抗衡系統性風險的能力十分低下。

這次標普的評級，不僅破壞了EFSF的信用基礎，增加了歐債國家市場融資成本，更會觸動歐洲銀行業的恐慌性資產組合的調整，尤其會減少對法國和奧地利債券的需求比例。隨之而來的美元和日元的攀升、全球資本市場市值的重挫局面，也會跟隨它們資金的移動此起彼伏。作為美國債權大國的中國，也可能會無奈地扮演起國際資本的“避風港”。香港等離岸市場人民幣波動的迅速增加，也會立刻影響到人民幣整體的穩定和中國人民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度和難度。

第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海外資金援助的動力和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正在隨著歐債國家緊縮財政的壓力加大和公共投資與創造就業機會能力的下降而變得越來越弱。

從目前來看，歐債問題的解決和歐元機制的穩定，有可能要落到IMF和海外擁有大量世界貨幣的國家身上。于是，信息透明化的要求，對債權人和納稅人負責地改革債務國經濟運行機制的要求，各國政府放下私利齊心協力地進行“政策協調”的要求，就會變得越來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出資的條件、規模和時機，很難會比現有的歐洲自身救助機制來得更為有效。即使IMF采取先解決問題再說的策略，IMF的成員國會不會也認這個理去慷慨解囊呢？歐債問題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筆者已經不看好IMF和歐盟對外國政府的游說還能夠發揮多少的實際作用。

只剩3張“非傳統的牌”可打

解鈴還需系鈴人。歐債危機當務之急的解決方法，只剩下三張“非傳統的牌”可打。而歐盟卻試圖聯合美國在內的全球各國政府，努力形成明確的管理規則，即讓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對債務危機國“閉嘴”。其實，標普現在的“亂說話”，充其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歐債問題的升級，絕不是構成歐債問題發展成流動性危機的根本原因。

簡而言之，為了防范流動性危機，可打的第一張牌就是歐洲央行必須忍痛放棄盯住通脹單一目標、維護歐元信用的常規態度，堅定不移地向金融機構及時投放流動性，而“幣種”的選擇最好用美元和日元。盡管這種非常規性的做法會讓救市成本很大，但其目的簡單明確，就是堅決不能讓市場出現流動性危機。因為一旦違約問題演變成流動性危機，歐洲央行再怎么放量救市，崩潰的局面也不會挽回。而金融機構更會恐慌性的進行資產大甩賣，爭搶流動性，結果自相殘殺，加速危機的全面爆發。

第二張牌就是盡快通過立法和各國公民的投票，來認可“歐洲穩定機制”（ESM）存在的合法性。其操作宗旨就是規定任何歐元區的成員國都要按比例拿錢出來形成資金池，當然這種類似“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強制性做法，不會受美國三大機構的信用評級結果左右。預計合法性順利通過的話，ESM可以拿出將近5000億歐元的資金，若能夠加上EFSF的信用融資規模和民間資金規模，再由少量IMF框架的援助資金的配合，那么，歐債問題是能夠走出死亡之谷的。

第三張牌就是迅速將民間企業、各國政府機構和國外債權大國聯合起來，通過開放貿易和投資渠道、降低準入壁壘，來迅速獲取海外“貿易信用”支撐的資金援助。目前，這張牌的主動權掌握在歐洲各國政府的手中。

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兩種影響

歐債危機的發展對中國的影響有兩種可能：一是如果流動性危機爆發，短期內會影響中國外匯儲備結構調整的步伐、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環境的有利地位；而中長期內會影響中國企業生產的成本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創造財富的方式，中國社會大眾的消費選擇和消費意愿，中國政府改革開放的力度和大國發展戰略的方向。其中有很多問題需要挖掘和深度的論證，但有一點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危”中有“機”，而“機”中藏“危”，我們絲毫來不得半點的大意和輕狂。

二是如果不會出現流動性危機的狀態，中國更應該堅定不移地與歐洲的主要強國加強貿易和投資往來，更應該在治理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的國際事務中加強與歐洲多方面的聯手。

總之，今后中國能否在當今歐美經濟劇烈動蕩中迅速成長起來，能否形成讓服務經濟做“實”而且又能覆蓋國內全域的產業輻射網絡，能否利用已經集聚到我們身邊的世界500強企業和機構的比較優勢，形成給世界帶來共贏的增長方式，關鍵就要取決于我們市場的開放深度、產權意識的明晰程度、公共服務理念的覆蓋廣度、以人為本的價值尺度以及公平競爭的多元化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