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錦秋

    據統計，61家公募基金公司旗下763只基金上半年合計虧損達到1254億元，基金管理費達149.22億元。363只偏股型基金中有近9成跑輸大盤，尤其是股票型基金平均跌幅為8.02%（同期上證指數下跌1.64%），基金經理跑輸飛鏢選股。盡管基金管理人沒有體現其價值、基民也虧損，但基金公司上半年管理費同比還增加0.52億元，這讓基民情何以堪？

    在民間，一般代理客戶投資股票的利益分成做法是，操盤者如果為客戶賺到錢，那么操盤者可獲得這些利潤的一定比例  （比如20%）；如果沒有賺到錢，自然也沒有什么管理費，有的甚至還需要承擔客戶虧損額的一小部分  （比如10%）。如此激勵約束機制，使得操盤者與客戶的利益方向總體上趨同，即使虧了錢，客戶一般也會原諒操盤者。

    另外，客戶也無需擔心操盤者拿自己的錢去搞利益輸送，因為客戶資金量一般都較為有限，對股價沒有什么影響力，操盤者如果想拿客戶的資金在股市搞定向利益輸送，很可能利益被輸送到八竿子打不著的投資者手里，損人又害己。

    公募基金卻不同，由于基金公司一般按固定費率提取管理費，基民贏虧與公司管理費無關，基民利益與基金公司利益純屬兩層皮；雖然有些基金公司也持有旗下基金份額，但一般比例較小，難改事情本質。而且，管理費或只是基金管理人利益的一部分，由于基金資產龐大，對股票價格具有相當影響力，完全有能力為上市公司大股東等利益群體哄抬股價、或為二級市場其他投資者包括老鼠倉進行利益輸送等等，從而可能獲取其他灰色利益。

    可以說，當前基金行業的發展，已經到了山窮水盡地步。其中問題的核心，是基金經理沒有把基民的錢看成是自己的錢，有時甚至當作唐僧肉來出賣。而產生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則是當前對契約性基金管理人的約束機制都形同虛設。

    本來，要維護基民利益，就必須建立一套用于協調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間關系和利益的制度安排，這就是所謂的基金治理。但目前契約型基金制度框架還沒有為基金治理設立單獨平臺，基金治理的一些制度寄生在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架構上。比如說獨立董事制度和督察長制度，兩者都肩負維護“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最大化”重任，但基金公司治理方向只能以公司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事實上，獨立董事和督察長都由公司自己任命，這樣的獨立董事和督察長又如何能為基民著想，多成為擺設。

    另外，基民約束管理人的最有效武器—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卻被《證券投資基金法》要求“應當有代表百分之五十以上基金份額持有人參加，方可召開”，這條規定又等于把基金份額持有人理論上應有權利基本剝奪一空，因為要召集到50%極度分散的基民來參加會議，實在是太過艱難。

    目前的  《證券投資基金法》過于偏向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的權利與其義務極不對等。不從根本上解決基金管理人的約束激勵機制，出臺再多的制度補丁、再多的“以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優先”字眼都將是一紙空文。

    據稱，《基金法》正在修改，修改方案提到“基金可采用契約型、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等組織形式”，后兩個基金組織形式對管理人的約束機制更為健全，值得推廣。公司型基金的股東是基金的出資人，根據《公司法》組建公司形態后向外聘任管理人和托管人，管理人屬于打工仔，地位變了，約束也多了。而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負責管理投資，對債務承擔無限責任；投資者（有限合伙人）只在其出資范圍內對合伙債務承擔有限責任，基金管理人承擔義務更多，且要接受投資者組成的專門顧問委員會的監督。

    就媒體所透露的  《基金法》修改內容，似乎對當前公募契約型基金制度漏洞沒有重大修補措施，反而賦予管理人更多權力，這應引起重視，筆者建議：首先，契約型基金應成立與基金公司制度框架分開、以維護基民利益為宗旨的單獨實體。一般一家基金管理人管理多個基金，可在這些基金中設立一個共享型或幾個專門型  （比如股票型、債券型）監督實體，人員主要以基金份額投資人推薦選舉產生的獨立董事組成。其次要降低或取消對召開基金持有人大會所設置的50%以上參會人數門檻限制。基金持有人大會要重點保證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同時可對不合格基金管理人進行及時撤換。其三，基金公司管理費要與基金盈虧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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