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

    顯然，這兩條新聞的中心詞都是“限購令”。

    前者想表達的意思是，雖然國務院要求二三線城市限購，但只會局部實施。在樓市調控進入二三線城市的關鍵時刻，先是廊坊否認實行限價令，現在又是“接近住建部的一位消息人士”稱，這次限購不會在二三線城市大規模鋪開。是某些部門想釋放某些與中央政令相違背的信號，還是有人在為二三線城市樓市吶喊？筆者實在搞不懂。

    后者的意思大概是，“限購”是房價下跌的動力。但在筆者看來，盡管實施限購政策以來，宏觀調控取得初步成效，房價上漲勢頭得到遏制，甚至還有少部分城市房價出現下跌，但要走出限購思維。

    這是因為限購政策與戶籍掛鉤，涉嫌戶籍歧視，與相關法律有抵觸；更重要的是，限購令只能用來穩定房價，不是讓房價回歸合理價位的藥。換言之，限購令不是壓垮房價的“最后稻草”。所以，在臨時限購的同時，還需要拓展思維，加大改革力度。

    在筆者看來，房價上漲的勢頭一旦被遏制，限購令的使命基本就完成了。而要想把房價打回原形，短期來看，需要通過合理的貨幣、稅收等手段控制通脹、調控房價；從長期來看，則需要通過財稅體制改革、政績考核體制改革、住房體制改革，進行深層次調控。

    在適當的時候，筆者認為完全可以由稅收政策來接限購令的“棒”。眾所周知，出臺限購令的本意是限制投資投機，其實，稅收政策同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例如，香港地區去年11月向樓市投放殺傷性武器——增推“額外印花稅”，僅4天就成功凍結了炒樓風。而依法征稅則不會涉嫌戶籍歧視，不會與相關法律抵觸。

    如果一手使用征稅武器，一手使用加息等金融武器，隨著開發商庫存的急劇增加，房價步入下行軌道的步伐將會加快。然而，目前來看，該硬的這兩只手都沒有硬起來。比方說，負利率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房產稅只見個別試點，不見擴展試點范圍。如此，就難以推動房價下行。

    更重要的是，要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革。其一，改革財稅體制。通過利益重新分配，讓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權相匹配，不再從土地、房子上要“油水”。當地方政府高度依賴于房地產，當開發商把地方政府“綁架”，樓市就只能是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盛宴，房價要回歸很難很難。

    其二，改革考核體制。一方面是目前考核地方政府的內容需要改革，GDP依然占有較大比重，而房地產又是GDP主要的營養源；另一方面，“考官”需要改變，即變政府自己考核自己為民眾考核官員，相信地方政府就有了落實宏觀調控的動力。

    其三，改革住房體制。盡管1998年進行了房改取消了福利分房，但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國企依然變相福利分房。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曾發表文章指出，一些部委和地方打著保障性住房的名義，以各種形式為公務員建實物型住房有不斷加劇的趨勢，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來。可見，亟待房改，否則，決策者、政策執行者對高房價沒有切身之痛，沒有調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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