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馬云急了！從身在美國時就與胡舒立夜談——短信交談了2小時，到回國后兩人繼續溝通；再到14日下午在杭州就“支付寶股權轉讓風波”與媒體見面，直言不歡迎“劇作家的評論”。可以看出，這個一向看起來溫文爾雅的互聯網大佬非常焦慮。

    馬云有理由急。多年來，他苦心經營兩個“帝國”：一個是阿里巴巴，一個是商業教父。他無論走到哪，言必談創業、責任和契約。可以說，正是遵循這樣的商業倫理、商業精神和價值觀，才有阿里巴巴的輝煌。

    回到“胡馬之爭”上，即便胡舒立沒有站出來，我想同樣會有其他人站出來縱議一番。其實，已經有人指責馬云轉移支付寶之舉不光明、不光彩。真相如何，馬云清楚，旁觀者也清楚。說到底，“胡馬之爭”的由頭是支付寶之爭；而支付寶之爭，則是一枚多棱鏡，既映射出了馬云及其團隊、雅虎、軟銀這三者之間的利益博弈，也照射出了央行在第三方支付牌照上的雖明確卻曖昧的立場。

    當然，將支付寶納入自己控制的企業名下后，馬云也承認，“這（轉移支付寶）是個不完美的過程，但卻是唯一正確的決定。”馬云之所以說出“唯一正確”，是因為他比誰都清楚支付寶之于阿里巴巴的重要性，還因為他對央行政策的把握與吃透。而又稱“不完美”，則說明馬云也很清楚，轉移這一行為本身以及轉移的過程受到太多詬病和爭議，而轉移后，無論是雅虎還是軟銀都不會善罷甘休。

    “胡馬之爭”的結局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很顯然，兩者其實存在著最大公約數。其一，都信仰和捍衛契約精神。胡舒立不能容忍“國內外深受尊重、被視為中國企業家標桿人物的馬云”不具備契約精神，也不能容忍“中國引以為豪的成功企業阿里巴巴”具有“負示范作用”，“可能直接影響海外投資者對中國公司的信任，形成大范圍的‘支付寶折扣’”。馬云則堅稱，“假如沒有契約精神我們能走到今天？”這是兩者的共識，形成了共識也才能深入交流。事實上，放眼現實，有太多的企業罔顧契約精神，這貌似是企業的軟肋，實際上是企業長遠發展的致命傷。沒有契約精神，或者缺少契約精神，哪怕你曾經多么堅守契約精神，而在發展中有一次踐踏契約精神，美譽度都會下降。

    其二，都愿意開誠布公。日前，胡舒立表示，“我們前天夜里的交談，我們能略整理后發表嗎？”馬云則表示同意，“當然可以發表。”把交流和爭執放在桌面上，坦坦蕩蕩，開誠布公，吸引公眾參與和深入討論，這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倫理之一。不做小動作，不潑臟水，不求助權力，這是“胡馬之爭”帶給人們思考的亮點。當我們看到某奶企深夜砸錢，要求媒體撤稿，看到一些競爭對手在網上互相攻訐，甚至雇傭公關公司污蔑對方，就可以知道開誠布公的稀缺和可貴。

    其三，都反對拿民族主義說事。但凡見識過娃哈哈與達能之爭的人，也許都對宗慶后高扛民族主義大旗、鼓噪國人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做法十分不屑。而在“胡馬之爭”中我們看到，馬云一再強調，“我是娃哈哈事件的最大反對者”，“（轉移支付寶）是安全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而胡舒立也反對將支付寶之爭泛政治化。這是兩人共識的契合點。其實，不是不能講民族利益，也不是不能談國家安全，支付寶尤其能夠體現這一點，但是民族的歸民族、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這些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必將弄巧成拙。

    此外，馬云指責胡舒立“在基本事實不了解的情況下就開始評論了”，“不歡迎劇作家的評論”。然而，即便胡舒立未能掌握足夠確鑿的信息，文章過于尖刻，但需要追問的是，誰造成了信息的不對稱？事實上，從馬云悄然轉移支付寶這一過程來看，遮蔽信息的恰恰是馬云，而且受遮蔽的包括雅虎和軟銀。馬云稱，“做事的三個原則：一是100%合法；二是100%的透明；三是必須可以讓公司持續健康地發展。”這三個原則真的得到遵循了嗎？

    支付寶最后的命運是什么，尚需觀察。但“胡馬之爭”應帶給人們更多的思考。“胡馬之爭”并非只是單純的口舌之爭，實際上包含了太多的時代命題，野蠻生長的互聯網確實更需要堅守商業倫理、契約精神，確實更需要開誠布公、坦誠交流，也確實更需要遵循法律和基本的游戲規則。有句古詩說的好，“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胡馬之爭”應尋求更大公約數，回到原點，達成共多的共識，以推動互聯網、企業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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