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勇

　　  這次清退的背景是去年中紀委對武漢公務員津補貼的一次例行檢查，濫發現象由此被發現，并展開了清退行動。為了表示對此次清退行動的重視，據說還專門開了會，“市里要求各委辦局立即自查并清退不規范發放的津補貼”，很多單位不僅按時完成了自查，而且還交了“自查報告”。

    有很多網友認為，如此大規模濫發津補貼，其實已經涉嫌集體腐敗，絕不能搗鼓出一個“自查自糾”就蒙混過關，應該嚴格追究法律和行政責任才是。理是這個理，公務員該發什么工資獎金和津補貼，《公務員法》已經規定得清清楚楚，創造性發錢確為集體權力自肥，即便通過“自查自糾”退回了所有濫發的津補貼，也談不上是任何形式的處罰——你總不能說，某人貪污了公款，被發現后吐出來了就萬事大吉吧。濫發津補貼，被發現后就象征性搞個“自查自糾”退點錢出來；沒被發現就心安理得地把錢揣進口袋。收益無限大，風險等于零，天底下哪有這等好事。

    要求追究責任，愿望是美好的，但恐怕終究要落空。一來法不責眾，即便是涉嫌集體腐敗也難以確定責任人；二來武漢竟可自由選擇處理方式，誰又會拿刀削刀把呢？

    行政機關濫發津補貼，武漢不是第一例，但如此集中且大規模，確實也不多見，如果真有決心以此為契機杜絕行政機關濫發津補貼的現象，那么上級監管機構就絕不能允許相關單位靠  “自查自糾”逃避責任，不僅要嚴格追責，還要借此完善監管機制，否則的話，此次事件與  “網友撿到天價餐飲發票”并無區別，同樣沒有可復制的價值。

    追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從機制上掐斷濫發津補貼的通道？

    從報道中可以得知，武漢濫發津補貼的來源主要是預算外資金，而行政事業性收費是預算外資金的最主要來源。來自武漢市財政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武漢市行政事業性收費高達21.78億元。新華社撰寫的  《武漢市投資環境問題及對策分析》報告稱，武漢行政收費多已經在社會各界形成普遍共識，“路橋費多而雜、人為設置‘罰款陷阱’等現象大量存在。”

    其實預算外資金不僅是濫發津補貼的來源，也是很多單位小金庫的來源，甚至可以說是“集體腐敗”的根源，因為它跟預算內資金相比監督幾近于無，透明度更無從談起。權力離金錢越近就越危險，這是一個常識。行政機關的經費只能來自撥款，如果賦予其收費權，千方百計“創收”就必然是權力的一個慣性。武漢濫發津補貼的丑聞，其警示價值不僅在于讓我們知道  “津補貼之亂”，更在于昭示脫離監管的收費權如何堆砌起一座  “集體腐敗”的溫床。清退濫發的津補貼甚至追究責任，仍然只是治標，清理行政收費權，讓權力最大程度地遠離金錢，這才是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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