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睿鶇

        真有點不敢相信，一個堂堂世界500強企業的子公司，竟然超量使用實習生，而且人數遠遠超過正式員工。這意味著，資本巨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不但沒有做到讓中國公民共享發展成果，而且在這些利潤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犧牲中國的實習生利益獲取的。

        跨國企業之所以愿意將在校學生當作“正式”員工來使喚，看中的是廉價勞動力，既不用交  “五險一金”，還可以讓他們高負荷加班，有些甚至是無償使用。其實，企業大量使用實習生，并非只存在于廣東省這家跨國企業的子公司，它不過是全國企業用工現狀的一個縮影。

        碰巧的是，最近，國內人力資源網站——前程無憂，對大學生實習安全進行了一項專門調查，結果顯示：9成實習生遭遇過權益受損，46%的學生自述實習期有上當的經歷或感受，27%學生實習沒有簽訂實習協議；無故辭退、被迫加班和克扣工資，列大學生實習中權益受損現象前三位；90%以上的大學生在明知權益受損情況下選擇“忍氣吞聲”。顯然，實習生已成為眾多企業爭搶的對象，他們正在演變成職場的“小白鼠”，任人宰割。

        究其根源，一方面，一些企業公然對抗法律。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實習生不屬于真正法律意義上的勞動者。倘若企業大量使用實習生，并且將實習生作為正式勞動力使用，不僅違反了勞動法律，而且與變相使用“黑工人”沒有兩樣。盡管有些企業和實習生簽訂了相關協議，但類似的這些協議，大都有意規避勞動法律的規定，尤其當實習生在工作期間發生工傷、職業病等意外時，往往會求助無門，無法得到賠償。這不僅造成了實習生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而且也容易產生勞動糾紛。

        另一方面，我們的法規存在漏洞，有些監管部門不作為。就目前而言，除廣東省明文規定實習生不得超過企業正式人員20%的上限外，全國并沒有統一的實習生占企業用工總人數上限的法律規定，這在無形中也縱容了某些企業大量使用實習生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勞動監督部門對一些企業將固定性崗位轉變為勞務派遣崗位，采取勞動力外包方式規避企業責任，以企業內部規章的名義，出臺所謂的“內部廠規”，稀釋勞動法規規定等行為視若無睹，沒有起到很好的監管作用。此次廣州市勞動執法、總工會、公安等八部門在對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進行聯合檢查時，才偶然發現這家跨國企業的子公司實習生多于正式員工，就印證了這點。

        此外，教育與中介部門的“見錢眼開”，聯手打造利益輸送鏈條。盡管教育部明確規定：不得通過中介機構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實習工作。可在一些地方，勞務中介已經成為部分學校和企業之間輸送實習生的橋梁，他們也從實習生身上分得一杯羹。比如，實習期間，學校會向學生收取幾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路費、培訓費、介紹費，這筆費用由學校和勞務中介分成。

        筆者以為，要想扭轉企業大量使用實習生的態勢，除監管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對一些教育和中介部門的“分贓”行為進行嚴懲外，還應該完善我們的制度，盡快建立健全相關法規和實習生制度，要對實習生的勞動報酬、實習崗位、勞動時間以及工傷認定、各種保險等進行規范。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實習生的權益，約束學校亂安排學生實習、企業為降低成本而大量使用實習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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