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后，作為一國總理兩次訪問印度，溫家寶是第一人。16日晚間，新華網從印度新德里傳來溫總理的重要講話，說中印關系超越了雙邊范疇，日益具有全球和戰略意義。
       
　　自從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吹風上宣布溫家寶訪印的消息后，我就預計到這次溫總理訪印不同尋常的意義。尤其得知，中印雙方決定建立兩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定期互訪機制，并開通兩國總理電話熱線，雙方還同意建立中印外長年度互訪機制，宣布２０１１年為“中印交流年”，和同意建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確立２０１５年雙邊貿易額達到１０００億美元的新目標，等一系列重大合作事項后，驗證了我的一些看法。 
     
　　溫家寶總理這次訪印具有兩層實質性的深遠意義，第一層意義，是在最近2－3年內，中國力爭給印度送去務實求和、真誠互信、縱深合作的友好誠意，解決兩國存在的分歧。
     
　　我們知道，中印兩國建交60年了。從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開始，中印兩國人民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開發后，以每年好幾番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印度是九十年代初才開始改革，比中國晚了10年。到2009年，印度與中國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從GDP上看，2006年中國是2.7萬億美元，印度是10000億美元，中國是印度的2.7倍。2009年中國是4.9萬億美元，印度是1.2萬億美元，中國是印度是4倍；人均GDP上看，2005年中國是1700美元，印度是700美元，中國是印度是2.4倍。2009年中國是3678美元，印度是1030美元，中國是印度的3.5倍；從鋼產量差距看，2009年我國的鋼產量是5.68億噸，印度才5660萬噸，是印度是10倍。從發電量上看，2009年中國的發電量是36506億度，印度是7747億度，中國是印度是5倍。從基礎設施上看，我國的高速公路建設現在接近6萬公里，印度是3000公里。從外資引進方面看，印度引進投資量到2009年是1270億美元，僅是中國利用外資的九分之一。而外貿方面，2009年中國的貿易總量是2.2萬億美元，印度是5000億美元，相差4倍。
    
　　另外，從貿易量看，中印兩國從10年前的20多億增長到現在近600億，增幅30倍。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接近200億美元。還有，中印兩國的經濟結構不一樣，我國的工業化程度占GDP的一半，而印度的服務業占本國GDP的一半，是服務產業大國。
      
　　正是因為上述的經濟差距與經濟結構的不同，加上美國、日本、法國和韓國等國家的極力“親和”，像奧巴馬與印度簽署了足能解決美國10萬人就業的合作訂單。印度在最近一些年里和歐盟一樣，給中國外貿設立障礙和反傾銷稅等問題。甚至連“中印自由貿易區合作協定”也一直拖到今天并沒半點進展。所以，溫總理這次帶了400人的企業團隊，據我所知，一多半是采購企業，一少半是投資型企業。實際是給印度帶去了采購訂單和投資合作。這是中國不以鄰為壑的真實行動。
      
　　第二層意義是，力爭在最短的時間內，與印度達成用兩國本國貨幣結算的目的。
      
　　我們知道，2008年風云突起的金融危機，實際主要是美國的金融鏈條斷裂，影響了整個世界經濟。做為工業大國的我們，實體產業雄厚，本不需要投入過量的貨幣。但為了挽救世界整體經濟危機，依然超量發行貨幣，等于超量承擔了國際責任。到2010年11月，美國不顧損害他國的利益，再次投放6000萬美元的貨幣。這就是說，美國只顧自己。這一手，引起世界各國的不滿。這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加速了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速度。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溫家寶總理剛剛與俄羅斯簽署完用兩國本國貨幣兌換的協議。
      
　　如果我們在未來幾年，首先與印度達成用兩國本國貨幣結算的目的，那么，亞洲南部、西部的其他國家就很容易取得同樣的貨幣結算目的。最后剩下日本和韓國，力爭說服之。我預計，在“十二五”末期、或是“十三五”初期，基本就能看到亞洲地區大面積地用人民幣結算的希望。
      
　　采取用人民幣結算試點，實際上從2009年4月就開始，當年的7月份上海完成了第一筆訂單。到2010年10月，新疆是第一個省份實現全部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試點。全國20個省份全面鋪開，共計67359家企業參加出口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12月3日，央行、財政部、商務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和銀監會近日聯合審定了新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實際上，一場用人民幣結算的運動靜悄悄地在全國展開。
      
　　啟動人民幣結算，是中央“頂層設計”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步。步驟，穩健；效果，實際；影響，深遠。這就是溫總理說的，“中印關系超越了雙邊范疇，日益具有全球和戰略意義”之所在。改變了人民幣的運轉方式，其他國際合作問題都會跟著轉變。
    
　　“頂層設計”概念，首次出現在“十二五”規劃里，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再次提出來，與“經濟總體規劃”概念并列。

　　中央盡管提出“頂層設計”概念，但并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專家學者和新聞媒體也沒有進一步的解釋。
 
　　我認為，“頂層設計” 與“經濟總體規劃”概念有兩個實質性的區別：就是“政府決定”和“求真務實”。
    
　　什么是政府決定？就是經濟總體規劃在實施過程中，由政府直接決定的事務。為什么政府要直接決定事務？中國改革30多年來，我們基本完成了資源的初次配置，經歷了數不清的改革實驗。卻發現靠市場經濟理論，無法完成資源的合理分配與財富的均衡化。尤其是權利壟斷、資本壟斷和集團化壟斷，既剝奪著廣大消費者、也阻礙著政府的改革意愿難以盡快實現。尤其是經歷了2008年這次金融危機，高通脹和流動性把整個市場價格體系幾乎快要摧毀了。
     
　　100多年來，到現在為止，世界各國經濟運行的經濟理論依據，主要依靠三位經濟大師：第一位是創立了產業分工理論的亞當·斯密，第二位是教會政府使用貨幣理論的凱恩斯，第三位是創立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哈耶克。而第四位是在中國繼續推行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并系統論述的中國學者張維迎。
     
　　最近5年，世界各個經濟體出現了很大的體制性轉變。美國近15年來，慣于用利率杠桿調整經濟平衡的做法，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尤其是近兩年美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凱恩斯主義推向了巔峰。借拯救經濟危機之際，也直接影響了世界各國。但凱恩斯只教會了政府發行貨幣，卻沒留下理論辦法教會政府化解通脹和高物價。問題是，美國家里目前沒有通脹。這說明什么問題？如果寬泛一點地說，凱恩斯理論可能僅僅適合金融大國，而不適合以實體經濟為主的中國。所以，凱恩斯主義指導不了中國問題。
     
　　30年來，中國GDP每年以10%速度增長，也說明我們的經濟改革速度是相當快的，是世界各國改革幅度最大的國家。如果我們不能看到這一點，就無法客觀、公正地評價中國的改革得失。為什么這么說？我是根據兩個主要因素：一個人口，二是資源。中國是地大、人多。改革面對的是什么？就是對人的改革、對資源配置的改革。
      
　　哈耶克所主導的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是人類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的終極發展目標。在我看來，哈爾克主義與斯密主義是世界各個經濟體發展的指路燈。但是，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經過歐洲、英國、美國等工業化過早成熟西方國家的不斷實踐，說明無法實現。英國自1972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后，全面實現市場化改革，把國有企業都賣了。現在，卻大幅度向國有企業體制回復。美國最近幾年，政府大幅度干預經濟。就連哈耶克本人在后期，都承認過于理想化。所以，從21世紀前30年看，哈爾克也指導不了中國問題。
      
　　張維迎是第一位將產業理論和市場理論以及價格雙軌制理論、系統地引進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國學者。盡管市場化名稱代表給了吳敬璉－“吳市場”。張維迎用產業理論、價格理論、企業的企業家理論、品牌理論、信譽信用理論、博弈理論和創新理論等，影響了中國近26年，影響了中國一大批企業家。但是，唯獨張維迎的市場化理論遇到了重重障礙。（－－指整個自由的市場化理論，并不僅僅指張維迎）。
   
　　舉幾個現實例子，一、從最早2001年引進的在國有企業實行管理層收購政策。后來發現這種方式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2003年被封殺；二、央企改革，前后經歷了好幾輪的折騰，改革重心是法人治理結構。后來發現無法完成這項改革，不得不停止。最后把央企改革目標集中在精簡企業數量上。三、醫療體制改革，興師動眾，大部分醫院經歷了市場化機制改革。最終卻并沒有改變看病難、吃藥貴的主要問題。結果現在全面回復國有體制與鼓勵民營醫院共同發展的思路。四、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實施市場化改革后，房價增速驚人，是全世界之最。成為2010年網民痛批的主要問題。五、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問題，成為2010年老百姓強烈抗議的問題。所以，所有這些與老百姓衣、食、住、行息息相關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人們不禁要問，市場化改革成果為什么越來越遠離老百姓？這就說明，自由的市場化經濟理論一時半會是解決不了現有的矛盾。
      
　　由此，我們就能看到，中央政府正是看到了這些問題的利害關系，看明白了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實際指導價值，在國際形式復雜多變、經濟因素相當不穩定的情況下，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沒有實際指導意義，只能說是長遠的發展方向。為了經濟和社會的平穩、快速、民主和公平的發展，“十二五”時期，政府必須決定。
      
　　那么，什么是求真務實？我的理解是，不是讓政府、老百姓、企業和資源分配跟著書本上設定的自由市場化經濟理論框框走，而是把老百姓和企業呼吁最大的問題、矛盾，用最優的解決方案、解決辦法來處理，就是一個時間段中最優的自由的市場化體制。
      
　　再舉一個典型例子，“十二五”規劃提出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政策。張維迎說，“擴大消費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創新”。這個說法對不對？我想沒錯。理由是，一個市場，無非就存在兩種主要形態，一種是賣，一種是買。而第三種是中間流通環節，是個產品轉移過程。所以，消費市場就存在企業賣產品與消費者買產品兩種主要形態。那么，賣產品的任務主要有中間流通環節的商業公司和零售商人來完成。為了多銷售產品，企業與商人們會想出很多辦法來的，遠遠超越政府的促銷手段。所以，按照市場銷售理論，政府是沒有必要插手的。提出與不提出擴大消費口號，都無所謂。因為企業本身每天都有擴張市場的欲望。消費者就更不用說了，吃飯、穿衣以及使用物品更不可缺少，每個人都會主動尋找市場購買。
    
　　但是，我們要現實地看待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產品市場，不是每年、每月、每天都是創新出來的新產品市場，而是不斷重復叫賣同等質品、同等技術含量的產品。這是全人類面對的現實問題。正是因為我們必須面對這種不斷重復叫賣同質物品，所以，就出現了供大于求的狀態。我相信，人類未來的1000年，會一直面臨供大于求的局面，直到地球資源用完為止才能改變供大于求的狀態。所以，擴大消費既靠企業、商家，也離不開政府政策。實際上，政府是在幫助企業叫賣產品，收益的是企業，掏包的是老百姓。這是政府善待企業的一種很好的方式。試想，為什么政府不反過來壓低產品價格，讓老百姓買便宜物品？因為擴大內需政策能增加企業利潤，企業有了足夠的利潤，才有財力接納就業。因為我們每一個有勞動能力人的收入幾乎都來自于企業支付。而政府就可以增加稅收。而靠創新能消化了這些問題嗎？不能的。所以，將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超越現實容納度，就等于過于理想推崇，不現實。
    
　　所以，在“十二五”期間，建議中央決策層，把企業、政府、老百姓與資源四者之間的分配，調整到最優、最合理程度，就是“頂層制度設計”的最好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