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光遠（經濟學家）

        “民間投資36條”重申了2005年頒布的“非公36條”的基本精神，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要求創造公平競爭、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對各類投資主體同等對待，不得單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

        在當前的環境下，重啟民間投資，剔除阻礙民間投資的各種政策路障，對于扭轉中國經濟浮躁過剩的投機之風，防止中國經濟陷入“空心化”的泥沼，具有心酸而深遠的意義。

        言心酸，是當前民間投資的環境相較于5年前不僅沒有實質性改善，反而愈加惡化。比如，目前民間資本在電力生產和供應業中只占13.6%，在金融業只占9.6%，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只占7.5%，至于在石油、電信、鐵路等領域，所占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其二，2009年的“4萬億”計劃，大量的信貸、資源、項目給了國字號企業，一些地方政府以重組整合的名義將民間投資擠出煤礦等領域；其三，中央表示，要鐵腕治理落后產能，而在很多領域，由于民間投資的規模所限，淘汰落后產能的“指標”只能靠關閉民營企業來完成。

        言深遠，是當下中國蔓延著急功近利的歪風。特別是在樓市泡沫的帶動下，民間資本、國有資本和外資都爭先恐后進入房地產業，在房價暴漲的情況下，進入房地產的一個月收益遠高于辛辛苦苦做實業一年的收益，做實業成了最沒出息的選擇。長此以往，意味著大多數資源將集中在房地產業，關系國計民生的實體產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資源將逐步萎縮，最終造成中國經濟的“空心化”，整個經濟體將演化成一個只追逐財富分配，而不創造財富的“傳銷化”體系，這是中國經濟未來面臨的最大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懸崖勒馬，一方面需要下狠心打壓地產泡沫，整治浮躁之風，鼓勵實業興國而不是樓市經濟，但另一方面，要給有志于做實業的民間資本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把游離的民間資本引導到實業中來，引導到攸關中國經濟未來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產業上來，既是圖存，也是救亡，其意義不容低估。但實事求是地說，“民間投資36條”無論是基本精神、內容，還是基本要求，和5年前頒布的“非公36條”并無多大的區別。比如，在投資領域上，“民間投資36條”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非公36條”亦基本覆蓋，只是更加具有操作性。“民間投資36條”并沒有很大的實質性突破，在電信、石油等領域，民間資本只能以參股，而不能以獨資、控股的方式進入，5年前如此，5年后依舊。

        特別是一些所謂對民間開放的投資領域，其實是一些國有資本根本不愿進入的領域，或者是盈利微薄的領域，或者是急需資金的領域。比如，“民間投資36條”列舉的經濟適用房、公共主體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領域，本來就屬于一個不賺錢的公益行業，國有資本根本不愿意投入；再比如，在金融服務業方面，“民間投資36條”提出鼓勵民間資本興辦中小城鎮金融機構，發起和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輔助社等金融機構。而村鎮銀行也好，農村金融機構也罷，風險都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民間投資36條”極有可能淪為僅僅應付民間呼聲的軟性政策，屬于暴利的壟斷領域，國有資本未必會讓出地盤。

        鼓勵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不僅關系到中國經濟的轉型大計，也關系到中國未來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選擇問題：是選擇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還是選擇按照政策、關系和權力來配置資源？是建設一個有實業基礎的經濟格局，還是讓經濟空心化？

        為避免“民間投資36條”重蹈“非公36條”的覆轍，筆者建議：首先要解決認識和理念問題，要充分認識到啟動民間投資不僅僅是救急，是充當公共投資的接力棒，是為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奠定一個良好的微觀基礎；其次，要從政策層面真正鼓勵，特別是在石油、電信、金融等壟斷領域，要給民間資本的進入開辟綠色通道，清除一切不合理的限制法規，給出時間表；第三，在“民間投資36條”里有一項特別有價值的規定，那就是政府幫助非公經濟進行產業升級，參與國家級的課題和研發，這意味著，未來民營經濟在技術研發方面可以獲得國家的資金，這對于中國制造的提升是非常關鍵的，亦希望在政策中提出明確的比例；最后，為了強化執行力，筆者強烈呼吁建立正部級的“民間投資促進局”負責貫徹和落實，避免“民間投資36條”再次淪為“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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