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煜輝（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最近，中央高層不斷強調要對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一是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對城鄉低收入困難群眾給予更多關愛，保障好他們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權益。

家庭收入份額在萎縮

        坦率地說，宏觀經濟分析若和利益攪在一起，顛倒黑白的事就會經常發生。我非常不屑最近從投行宏觀分析師傳出的一些攪局言論，最有代表性的如“中國人沒有消費嗎？”“令人驚喜的中國消費者”等。

        老實講，孤立地談消費，要么是無知，要么是攪局，混淆視聽。中國這么大的人口基數，是美國的4倍，日本的7倍，德國的10倍，消費總量的比較有意義嗎？的確，從總量上講，中國的消費總量當下全球排第四，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而且，在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高檔消費區，甚至在法國巴黎，中國人都表現出令世界感到夸張的購買力。但是，現在中國在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大國的同時，中國的家庭消費率卻降到了35%。

        是國人不愿意消費嗎？不是！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占國民收入份額在萎縮，勞動報酬所占份額也在萎縮。從1997年~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土地出讓收入、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等，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

分配體制有三大問題

        財富的分配流向，拜賜于體制上的三大問題。

        一是金融上的“劫貧濟富”。金融結構的扭曲意味著雇傭了超過80％勞動力的中小企業無法享受到金融服務，意味著用低存款利率向窮人  （家庭）吸收存款，再用低貸款利率貸給大型企業和國有部門，相當于窮人在補貼富人，收入分配就會進一步惡化。

        二是資源暴利。中國雖然資源匱乏，但資源稅卻幾乎為零。那些被批準使用資源的人幾乎都是在免費使用，從而獲取暴利。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許可證來開采資源牌照的，只有壟斷部門和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

        三是壟斷暴利。中國的壟斷部門不僅能將產品的價格定在均衡價格之上，而且還可以將要素和資源的價格定在均衡價格之下，于是消費者剩余被拿走了，甚至很多人的福利也被拿走了。

        收入和財富從家庭流向政府和壟斷部門的體制下，經濟的模式就只能定格于“高儲蓄和高投資”。而“高投資必然高儲蓄”，投資的經濟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資本（要素）的實際掌控者，這是個經濟規律。

希望改革措施盡快出臺

        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政府在已經破紀錄的高投資率上，再加一劑巨額投資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然而，更多地投資生產部門，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的家庭也很可能會被迫通過緩慢的工資增長和低儲蓄利率的形式為這些投資買單。

        政府渴望帶動國內消費，但如果家庭被迫繼續為無利可圖的投資潮買單，家庭消費就不可能增加。增加國內消費的唯一有效途徑是扭轉收入分配，讓轉移到國家和企業部門的收入回歸家庭。

        政府顯然已經認識到了生產過剩矛盾正在趨于尖銳，所以,把抑制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作為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的確，政府是在做“調結構”的事。

        一方面壓抑過剩產能，一方面抬升消費，希望能由此改變總供求失衡的態勢。但是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社會化大生產的四個環節中，目前我們的問題出在分配上。如果單獨在生產和消費兩個環節做文章，不觸動收入分配領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都不會變化。

        繞開分配的改革壓產能，將會產生新的過剩產能，其邏輯是壓產能-失業增加-收入下降-消費下降，甚至可能由于中國的產業資本在國內沒有出路，只能被趕進虛擬經濟導致資產泡沫化，或者大量外流，這樣不可能解決生產過剩問題。

        同樣，繞開分配的改革刺激消費，短期增加的消費只能是將未來的消費前移，刺激政策導致的消費高峰之后，必然連接著未來階段的一個消費低谷，不可能提升消費率。

        最近，中央高層不斷強調要對分配制度進行改革，筆者希望相關措施能盡快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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